陈久霖作为一个有特色的市场符号，背后联系着国资监管、垄断难题以及一些国企在国际期货市场遭围剿的尴尬之状，只要这一系列敏感问题不解决，陈久霖事件的辛辣味道就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减弱。

    陈氏最近又成热点，是因为中航油近日召开了自2004年底停牌以来的第一次年度股东大会，公司2004年业绩报告难产终得认可。但年报披露，早被免职的中航油前总裁陈久霖在2004年依然获得超过50万新元的薪酬，其中80%为工资，20%为奖金。这被认为是国企惩戒机制倒置、罔顾公平的新例证，激发强烈反弹。

    如果认为我国国企负责人的薪酬都会实打实落入个人腰包，未免昧于国情。事实上，一直以来，国企负责人的人力资本很难按照市场原则加以准确界定，国企负责人的所得利益中，隐性灰色收益占了很大一部分，在就任高管期间暂时受度的企业部分所有权、在法律法规真空中不受监管的经营权，也可视为收益的重要方面。

    陈氏曾尽情享用这三方面的权益，《国有企业境外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办法》、《国有企业境外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指导意见》、中航油内部的风险控制体系等防火墙形同虚设。对期货一窍不通的陈久霖，居然可以在高盛这样的国际大投行的怂恿下，在缺乏监管的状态下，一度成为期货、纸货市场的风云人物。

    但是，不规范的受害者不会是单向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些表面上的操纵者本身也是受害方。根据普华永道公司对中航油巨亏事件的调查报告，陈久霖2002年2000多万元人民币的薪水只是名义工资，绝大部份薪酬都应航油集团的要求汇给了航油集团或保留在公司里。

    中国航油特别工作组组长顾炎飞在回答有关陈久霖2004年年薪的质疑时，也以“陈久霖的工资并没有发给他，目前还留在公司账上”作答。迟迟未到个人账户的薪水究竟是否应该视同陈氏个人薪酬，实在大可探究。所谓一笔糊涂账，难分国家与个人。

    就此议题推而广之，国企高管人力资本的定价面临合法性难题也就在情理之中。最近几年对于国企MBO的热议，几近众口一词、人人反对，显然也只有从国企不完善的市场机制才能找到本源。

    冀望通过陈久霖单个事件建立国企的市场化、法治化的监督惩戒机制是不现实的。有一个例子可加以佐证。此次担任中国航油特别工作组组长的顾炎飞，也属去年新加坡检方被控人员之一，但顾氏之所以能够担纲中航油新加坡公司重组核心重任，显然说明有关方面信任其能力与品格，同时也反映了两地法律、市场与文化观念的不同之处，算是不同市场的不同特色。当顾氏在股东年会上说：“我非常理解股民的心情，对此，我个人向各位股东表示深深的遗憾和深深的歉意”时，恐怕不会是无的放矢。

    作为曾经的新时期国企市场人士的典范，因为无法弥补的市场大错而成为反市场的典范，听起来颇具讽刺意味。陈久霖事件损失虽大，笔者仍然只能得出一个迹近中庸的结论，那就是，陈久霖并非一个有意为之的反道德、反市场人士，恰恰相反，在陈氏身上只不过集中反映了以往国企的行政体系乍一遭遇国际市场，所必然发生的阶段性症候。可能面临的最高长达94年的监禁以及25万新元的罚款，是陈氏个人所付出的代价。陈氏已往矣，中航油尚可通过资本市场的系列运作以及政府的扶植获得新生。但通过个案，及时发现我国国企体制与市场相左之处，并一一加以更正，才是务实之举。否则，不管学习什么国企模式，都会沦为撒豆成兵的纸上空谈。